第六十四章 激民愤直隶起动乱 立遗嘱曾国…
天津教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
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
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
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
同时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反洋教情绪高涨，士绅，书院停课。
第二天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故证明，此为对教堂和仁慈堂的误解误会，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
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寄给曾国藩的上谕称，当时，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案件牵涉到法国设在天津的教堂，时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于五月二十三，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押带匪犯武兰珍在天主堂面见法国天主教教士谢福音，同时让武兰珍指认他所供出的房屋，经核查与他原来所供认的不符，于是武兰珍就被押带返回。
随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随崇厚到通商署商量查办匪犯的办法。
商量妥当之后，听说教堂里的传教士与围观的群众因为口角而发生掷砖斗殴的事件。
正在崇厚派士兵前去"弹压"的时候，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两杆洋枪气势汹汹地来到通商署，一名手执"利刃"的外国人紧随其后。
丰大业向崇厚开枪，所幸并未击中，于是丰大业咆哮着并将通商署桌子上的物件随手损坏。
崇厚认为民情汹汹，恐激成事变，劝丰大业不要出通商署。
丰大业不听劝告，出了通商署，在回教堂的路上，遇到正在弹压的天津县知县刘杰，丰大业随即朝刘杰放抢，打伤了刘杰的侄子刘七。
百姓激于众忿，将该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
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
1870年6月24日，外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
然而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他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
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缓刑4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
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
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
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国藩则被派驻为南京总督。
交接当日，曾国藩忍不住问:"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自私打痞子腔？”
“就是胡搅蛮缠，假装听不懂。”
“就这？”
“啊，就这。”
师生二人再也没有当年那样推心置腹的交谈了，二人就如官场上的陌生人一样，交接了事务和印信，告别了。
李鸿章接茬与法国人谈判，经过几轮谈判之后，他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其结果一对比可知。
其时法国人现在正与普鲁士王国忙着打仗，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纠缠此事，李鸿章早已查清原因，故此拖延时日，胡搅蛮缠，法国人实在无奈，退让了，妥协了。
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同时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内心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在富厚堂家中去世。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
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
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
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天津教案的谈判，直接导致了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结果，同时也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师生之情砸得粉碎，这一次再也不可能重新和好了。
也是在李鸿章坐镇天津的时候，成立了天津机器局，为后来北洋水师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
这本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果然，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
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1879年(光绪五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千方百计贿赂李鸿章让他来谈判。
这是为什么呢？
所有人都认为正是由于李鸿章贪财，列强指定他谈判可以以给他少数贿赂为前提，逼迫他签订许多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
的确，在他的一生中，总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三十几条，几乎都是卖国求荣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开放租界，等等，使列强堂而皇之地侵入中国，瓜分了中国。
那么如果不是他，这些条约就不会签订了吗？
数次派出其他外交使臣去谈判的结果，都不如李鸿章的谈判的结果更有益，损失更小。
那么如果李鸿章不签约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引发更剧烈的战争。
如果没有李鸿章，仗会打赢吗？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可是会再早个三五十年，中国就已经被列强给剥皮切骨，吃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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